中国的气候自古为大陆性季风气候，降水比较集中，容易形成灾害。管子在给桓公陈述各种自然灾害和防止措施时，把水害列为旱、风、雾、厉、虫害之首。厉相当于传染病、疫情之类，管子提出，“无害之属，水为最大”。这反映了当时河流湖泊还比较多，降水量还比较大的环境特点。

管子除五害，以除水害为首。对于水，应设置水官，用懂水的人为官吏，同时对水只能因其利而用之，扼之，才能不会出现危险的局面。这里管子认为，春天万物交通，土气始刚，可以做土木之功，修筑堤防。提防要修四道，夹水而行，堤上还要种植荆棘之类固堤、夹种柏杨以防被水决。夏秋是万物生长和收获的机械，不宜做土工。冬日冬藏，适宜做补偏救弊的工作。从治水开始，到各项政治活动到位后，其他四害也就可以制服了。可见，治水害具具有超出治水之外的扩展功能，这些扩展功能使一个从政者成为伟大的政治家。在中国的气候和环境下，大政治家都必须与水打交道。

与水打交道中包含着自然、人生和社会等各方面的道理。不善于与水打交道，就不能成为一个有为的政治家。大禹、管子都是如此。

据考证，《管子》一书不是、至少不全是管子所做，而是“管子学派”的产物。这意味着，这里管子所说，表达了春秋时期我国人民对于水性的认识，是劳动人民生产实践的结晶。从我们论述河流的文化生命的角度来看，我们不必考证这段究竟是管子本人还是后人所说，关键是有这样的认识，这就可以作为河流的文化生命的材料。

据《国语》记载，楚国攻打宋郑两国。焚烧郑国城池，堵塞宋国的两条河流，河水倒流，淹没了400里土地。楚国认为只有齐国阻止自己吞并郑、宋国，所以派人与齐国通好。管子认为，楚国这是“以文克齐，而以武取宋郑的手段。齐桓公问该怎么办，管子主张兴兵存宋郑，最后”东发宋田，夹两川，使水复东流，而楚不敢塞也”.齐桓公救宋，是围绕河流的堵塞和疏通问题。桓公九合诸侯盟约，这是涉及河流的典型的一次。

在孟子这里，他批评白圭治水没有一颗仁义之心，仅仅是把洪水拍到邻国完事，算不上什么治水。孟子认为，治水是和仁义之心、仁政联系在一起的。决水入海，既遵从了水流就下的规律，也解决了人困于水的灾难，而不是简单地把水排到其他国家而已。